中新网丽水5月10日电(见习记者 周禹龙 通讯员 余凡 叶方驹)在墙壁上安装摄像头，麻将桌内设置感应装置，后台远程操控如今，这些曾出现在电影中的一系列“出老千”手法却悄然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中，令不少赌徒输得倾家荡产却不知何因。
2018年4月，浙江龙泉警方通过缜密侦查，成功抓获了浙江省首个以远程透视等高科技手段监控麻将实施诈赌的团伙。截止5月9日，龙泉警方共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刑拘14名。
麻将这东西，除了需要点经验，更需要手气。2016年下半年开始，手气极差的谢某某在麻将桌上陆陆续续输了不少钱，赌债也随之越积越多，可他，不但不收手，反而研究起了歪门邪路想翻本。
如何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牌况监控又不被发现？2016年年底，谢某某开始专心致志地在网上寻找起了所谓的“门路”，并从网上购买了一些器材，比如无线微型耳机，无线监控视频设备，麻将牌芯片等，然后一边慢慢摸索麻将作弊的方法一边找人合作打麻将。渐渐地，谢某某成了麻将桌上的“常胜将军”。
不仅如此，谢某某还将他的“小伎俩”做大做专，召集了一些“同道中人”组建起了工作室，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诈赌团伙”。
2018年4月，龙泉警方在对此案进行了多个月的侦查经营后，逐步摸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构架和犯罪事实，并锁定了这个利用高科zoty中欧官方网站技设备实施诈赌的犯罪团伙的落脚点。
4月4日凌晨，随着收网行动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早已隐匿在龙泉市南大洋某出租房(诈赌点)附近的抓捕人员果断冲进诈赌现场，将诈赌团伙控制，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
但令民警意外的是，麻将室内几乎看不出什么异常，麻将、扑克牌似乎也没有动过手脚。
就在现场搜查的时候，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民警在麻将室天花板上的射灯里发现了猫腻。通过他多年的办案经验，老民警推断，诈赌设备的秘密很可能就藏在这个射灯里。
果不其然，赌场的射灯处藏有一个头，在墙壁的灯内安装有信号发射器，而负责打麻将的一名团伙成员的耳朵里面戴有一只微型耳机，一套完整的高科技诈赌设备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谢某某刚开始研究作zoty中欧官方网站弊的时候，从网上购买了一些麻将牌芯片安装在麻将里，和别人打牌时，他就将特制麻将带过去，偷偷地把麻将机里面的牌换掉，并且在麻将机里安装感应器等特定设备。开始打牌后，通过自己携带的遥控器进行控制，而他秘密佩戴的微型耳机就会自动报牌，以此掌握牌况。
在成立专门供人赌博的工作室后，谢某某升级了诈赌设备和方式，形成了远程操控的“千里眼”模式。
首先，谢某某在麻将室内放置具有特制芯片的麻将并在麻将桌的四个出牌口安装感应器，感应器能通过芯片感应出牌情况。然后，谢某某在麻将室内的隐蔽处安装可透视的头，摄像头可以装在壁画、射灯甚至是茶杯上，外人根本无法发现。
摄像头通过WiFi连接至后台，后台的谢某某便在另一个房间内通过监视器看到赌桌上的牌况并通过对讲机器实时“指导”正在打牌的同伙如何出牌。此方法极大提高了胡牌几率，也就达到了赢钱的目的。
钱赢得多了，谢某某开始忍不住和朋友们吹嘘起了这个生财之道。没想到，陆续有人上门zoty中欧官方网站来找谢某某合作了。生意逐步拓展，谢某某也将设备和技术卖到了浙江景宁、乌镇和广西南宁等地，随着侦查的不断深入，5月8日晚，龙泉警方又在嘉兴乌镇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
让我们假设一个情景：你是一名抗日将领，在战斗中部队遭日军击溃，不得不带着幸存的部下在荒山野岭中择路突围。突然，一支日军冲杀出来，将你们团团围住，枪口对着胸膛，刺刀闪着凶光。你是否有拔枪自杀的勇气？
大部分人没有这份勇气。不仅抗日时期的国军将领如此，即使职业革命家切·格瓦拉也不例外。成为俘虏后的将军们命运各异，有人拒不投敌，有人“曲线救国”，大时代也给他们的选择以不同的回答。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进犯河南。国军新编第29师在许昌力战日军第37师团主力及战车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各一部。城破后，少将师长吕公良、少将副师长黄永淮率部突围，遭到日军拦截。战斗中，黄永淮负伤遭日军俘虏。当日杀被俘官兵时，他奋起抢夺武器反抗，搏斗中遭日军杀害，是被俘将领中最壮烈的一位。
还有几名被俘将领因拒绝日本军方劝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1年5月，第17军少将参谋长金崇印在中条山会战中受伤被俘，日军已经用他的名义放出了“感谢日军不杀”的风声，但他坚定拒不合作的决心，两个月后遭到杀害。1942年6月在山西被俘的第27军少将参谋长谭天觉、1944年10月在桂柳会战中被俘的广西绥靖公署少将高级参谋史蔚馥，面对劝降做出与金崇印同样的选择，也遭遇了同zoty中欧官方网站样的命运。1942年5月，新编第38师少将副师长齐学启在缅甸被俘，关在仰光监狱近三年之久，多次拒绝日军劝降。1945年3月，齐学启遭到战俘营中附敌分子杀害，是抗战中最后一名殉职的国军将领。
也有几名将领被俘后没有附敌，侥幸生还，第3军少将参谋长谭友佛可以作为样板。他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军人，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军阀混战时期担任过中将师长。1939年9月，谭友佛受讲武堂同学、新任第3军军长的唐淮源邀请出任其参谋长，奔赴抗日前线军在中条山作战失利，正在前线督战的唐淮源不愿被俘受辱，选择了自杀。谭友佛留守军部，获悉军长殉职消息后带领残部突围，遭日军冲散被俘。
根据日本军方审讯记录，谭友佛对审讯采取避重就轻的策略。日方询问“中国国内战力体制的情况”，他说“这是最高军事机密，我也不清楚”。日方问“拥有三十个师的兵力，以中条山为天险、花了二年时间建造坚固的阵地工事，在只有日本皇军五个师团面前一溃千里，这个课题答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他回答“本次作战失败的原因是部队的训练不足和补给不足，并不是完全的失败。以此来说明中国没有希望为时太早”。当日方问道“你如何评价蒋介石？”，他则回应“蒋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像我这样的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评价的”。
之后，谭友佛先后被囚禁于太原收容所、北平清华园。期间，日本军方多次劝他“合作”，并许以“黄河招抚司令”之职。谭友佛是幸运的，他拒绝了日方，但没有遭到加害。1941年11月，谭友佛被送到南京，交给汪伪政府。受到汪精卫接见时，汪氏摆出一副迫不得已的面孔，说“为应付日方计，暂屈两月，权作小休，此间借重之处良多，幸毋误会”，谭友佛也没有回应。为了软化谭友佛的意志，汪伪在1942年3月放松了看管，允许他在南京市内行走。结果，几天之后谭友佛就暗中联系一名爱国青年帮他办理了良民证，潜出南京前往安徽，回归了国军阵营。
只要可能，被俘将领都会选择逃跑，但方式各有不同。在中条山被俘的第1战区第6游击纵队少将司令毕梅轩，面对日军没有谭友佛那样坚定，受到审讯时对中央军和杂牌部队待遇不平等多有抱怨，送到收容所后还乖乖的参加了培训班。但在1942年“结业”之后，毕梅轩立即化妆逃走。他人生地不熟，买来牙粉声称是眼药，靠走村串寨骗钱糊口，一直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归队。
第36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张仲雷，在1944年豫中会战被俘后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和其他中下级军官混在一起。当被日军押运到一座道观中时，张仲雷便买通道士跑了出去。第170师少将副师长巢威在同年的桂柳会战中被俘，当时他脸部受伤，还被打掉了过半的牙齿。就是这样，巢威还是趁着上厕所的机会翻墙逃出虎口。
逃跑并不是总能成功。1943年1月，两淮税警总团第2支队少将支队长李其实在苏北被俘。被日军关押近一个月后，他趁看守松懈从牢中逃出，但在过河时因船翻溺水，不幸身亡。这个消息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很多人误中了日方宣传的圈套，认为李其实投敌。1943年8月13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署名边章五的《两年来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李其实便名列其中。
既有不屈者，自然也会产生一些变节者。第87师第260旅少将旅长刘启雄就很具有代表性。
在南京保卫战中被日军俘虏的刘启雄，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一位被俘的将军。他是在鼓楼医院的病床上被日军俘虏的，由于没有明显的身份证明，因此他伪装成士兵试图寻机逃脱，不料被曾经为他效力的士兵举报，因而陷入牢狱。刘启雄一开始拒绝了日军的劝降，但随着抗战局势的不断恶化，狱中的刘启雄心态也不断产生变化，当汪精卫在南京新立伪国民政府后，他终于答应“出山”，走上了“曲线救国”的道路。
刘启雄不仅是当时蒋介石“御林军”中的18位将领之一，而且还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对于日军和汪伪来说意义都非同一般。除了汪精卫认可，汪伪三号人物周佛海也认为刘启雄“甚干练，大可用也”。他先后担任过军长、警卫师长，以及“汪记”中央军校的教育长，为伪军培养了大量的基层骨干。
刘启雄受重用的背景，是1941年之前国军被俘将官屈指可数。除了刘启雄外，主要就是1939年6月在离石被俘的第68师少将副师长蔡熊飞和少将参谋长王锻。两人中，蔡熊飞出自东北军，后投效阎锡山的晋绥军，他被俘后主动向日军提供情报，公开在电台上劝说晋绥军官兵投敌，并自荐出任日方太原工程队队长。汪伪政权成立后，蔡熊飞被任命为“兴亚黄军”第1支队少将司令，半年后被提拔为“兴亚黄军”中将司令。此后历任伪山西省警备处中将处长、伪山西省保安队中将副司令等职。至于参谋长王锻，一开始拒绝出任伪职，但终在蔡熊飞诱惑下出zoty中欧官方网站任日方太原工程队参谋长，后外调担任县长。
蔡熊飞的被俘以及他被俘后的种种表现，对中国军队、尤其是晋绥军的影响十分恶劣。抗战胜利后，蔡熊飞虽然主动向阎锡山交出部队，仍不免被审枪决。
相比起来，在1942年7月在平遥被日军俘虏的骑兵第1师少将师长赵瑞、少将副师长段炳昌、骑兵第4师少将师长杨诚三人的投敌行为就显得颇为“奇妙”。
根据赵瑞的回忆，他们在被俘后的投敌行为是阎锡山“通敌叛国”计划中的一步，即“奉阎命投敌”。事后，赵、段、杨三人分别出任“山西剿共军”第1师中将师长、少将副师长、第2师中将师长，当起了阎锡山口中的“地下军”。此后这支部队被编入伪华北绥靖军，赵瑞任山西省保安队中将副司令、段炳昌任第12集团少将参谋长、杨诚任第13集团中将司令。抗战胜利后，三人各率一部重新编入阎锡山的山西省防军，就此完成阎所交付“地下”任务，继续当着晋绥军的将领。
从1941年开始，抗战局势日益艰苦，不少前线和敌后的部队被日军包围歼灭，被俘将领的数量也就逐渐多了起来，这其中以庞炳勋被俘投敌事件对全国军民打击最大。
庞炳勋于1943年4月在太行山被俘，时任冀察战区上将副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是1938年临沂保卫战时的英雄，因功获颁勋章，被誉为抗战名将，不想在陷入绝境之际没能杀身成仁。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抗战时期唯一一名被日军俘虏的现职上将，对军队的士气打击十分严重。庞炳勋的身份对日军来说也十分重要，不仅给予优待，还屡次派员劝降，终使其走上了“曲线救国”的道路。
对于庞炳勋的投敌原因目前众说纷纭，尚未有定论，但他投效伪军后坐享高位，历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第5方面军总司令、开封绥靖公署主任。抗战胜利后，他主动交出部队作了寓公，后在台湾善终。对于他没有接受审判的原因，或许与流传较广的“奉蒋介石之命投敌”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下游挺进军中将总司令李明扬，他于1945年5月前往所属部队视察时误中日军埋伏被俘。奇怪的是，李明扬明确拒绝投敌，可日军却一反常态地在上海安排专门住所施以“拘禁”，在生活上则给尽优待。两个月后，也就是抗战胜利的前一个月，李明扬被日军释放。李明扬返回国统区后也没有被官方审查追责，反被任命为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成为抗战胜利后的地方受降大员。第128师中将师长王劲哉被俘之后的经历也与李明扬相似，个中内情究竟如何，至今未解。